Friday, May 6, 2011

文明的距離

區家麟|絢麗荒涼    (《絢麗荒涼》逢星期五刊於《信報》)

王子大婚,全球直播,喜樂的場面、動人的詩歌,我想起威廉阿媽的悲劇。最大得著,是從全方位視角,看清楚西敏寺大教堂的莊嚴氣魄與細膩雕刻;凱特步入教堂主廳時,我想起主廳北廊,埋藏著我偶像的屍骨。

歐洲人愛把先人骸骨埋在教堂裡,正如我們把骨灰供奉在佛堂一樣。西敏區是倫敦的政治、文化、歷史中心,西敏寺大教堂則是大英帝國的核心地標。帝國不是一個人建成,能在西敏寺殿堂裡流芳百世,都是成就偉大功業的不朽名字,有建築師、工程師、政治家、為國捐軀的無名英雄;長眠大廳側廊的家傳戶曉人物,自然是科學家牛頓與提出演化論的達爾文。

 
達爾文的演化生物學,提出人與猿猴有共同祖先,生命乃天擇而非神創,在十九世紀時石破天驚,是危險的無神論觀點。他死後,卻獲教會首肯,安葬西敏寺大教堂,與牛頓為鄰,彰顯英國人寬容、理性、尊重科學、探求真理的精神,這就叫做科學發展觀。

英國人在國家的中心地標,懷念國家的英雄;中國人在國家的中心,也有人民英雄紀念碑。長眠國家中心,只有毛澤東一位代表;天安門城樓,高懸他的肖像。他是詩人、革命英雄、人民救星,五十年代末發起人民公社運動,又與天鬥與地鬥,放農業「高產衛星」,創造矚目的紀錄,奔向無人能及的高度。


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深入調查,所謂「三年困難時期」的饑荒是人禍,《墓碑》一書估計,全國三千六百萬人死於饑荒。數字太多容易令人麻木,三千六百萬是多少?一次汶川大地震奪去八萬八千人生命,每天一次汶川大地震,連震四百日,就是三千六百萬。毛澤東餘威未了,孔子於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玩殘,最近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徘徊,孤魂野鬼,妾身未明,無處落腳。

當威廉與凱特在發誓,旁述說凱特拒用「服從」丈夫的誓詞,拒絕男尊女卑,我想起不遠處英國國會的議事廳情景,議員們雖然西裝骨骨,但堂堂大國議事廳,擠逼不堪,你一言我一語,有如街市賣菜,就算是首相,也不能獨尊一角裝作高高在上,一言不合,噓聲四起無面畀。

再看中國的全國人大會議,秩序井然,琴瑟和諧。三千代表,每年開會十天,國家大決策,就能穩當理順,效率令人欽羨,融洽得令人驚嘆。人民大會堂裡,代表們拍掌有時,拍照有時,拍心口傾生意有時。大會召開,人人仰首,心繫高高在上的主席台,聽取報告,筆記重點,適時鼓掌,全程投入國家崛起的喜悅。

再看白金漢宮門外,等待婚禮隊伍的英國人,不見「熱烈慶祝王子大婚之喜」的大紅橫幅,反而有女生舉起「哈里王子娶我吧」的標語,不分尊卑,成何體統。反觀北京的建國六十年慶典,全城潔淨,旁觀人群被勸喻離開市中心,回家看電視,才是窩心體貼,為人民服務。

無人想當大英餘孽,英國這地方,人太冰冷、天太沉鬱,西敏區的政治中心,街道狹窄,毫無氣勢。大英帝國首相府,竟設在某條街的十號,百年不變;看看中國,很多地方鄉鎮政府,都建設山寨白宮作政府大樓,發展就是硬道理,英國人追不上。

不過,天安門廣場也不是好地方,雖然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廣場,氣勢恢宏,但偌大空間,草木俱缺;走得身心俱疲時,烈日當空,地熱逼人,沒有任何休息地方。廣場戒備森嚴,不能自發唱歌跳舞,不能創作行為藝術,但你當然可以和毛澤東像合照。

說到廣場,還是喜歡墨西哥城中心的大廣場。廣場四周,綠色福士甲蟲計程車在狂奔;廣場裡,人們自由放任,跳民族舞火把舞,有巫師為你算命、向你死敵落咒;廣場到處是小販與賣藝者,有各種地道小食,七色顏料飲品;有人表演魔術,有人彎腰擦鞋;有人販賣內褲、有人賣可可豆;有人在廣場安營紥寨,示威請願;又有人擺好擂台,推銷信仰宣揚愛。總統府高牆旁邊,就是延綿不絕的小販陣,墨西哥人的廣場,不用作示範威嚴氣勢,而是讓人民自由自在生活。

所謂以人為本,大概如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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