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iday, June 15, 2012

讓一部分人先站起來


區家麟|絢麗荒涼    (本文15/6/2012 刊於《信報》)

內地維權律師許志永曾說過:我們這個民族跪得太久,要「讓一部分人先站起來,撑起一片自由的天空。」

在這個國家,斗膽站起來的維權律師被除牌、挺直脊樑的馮正虎被軟禁、疾呼平反六四的硬漢李旺陽,就是站著「被自殺」;跪著的,滿目皆是,法醫官、醫院裡的醫生護士、傳媒、宣傳部門、各級幹部,在暗處閃縮,不見得光。有關李旺陽死因的調查、驗屍,皆毫無意義,謊言遍地,信譽零蛋,無事可足信;總理溫家寶說的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」,再一次癡人說夢。

國家權力崛起了,但國民沒有崛起,甚至還沒有站起來。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第二,太空站在建,飛船快要登陸月球;但中國新聞自由全球尾六(「無國界記者」排名),基本人權指標全球尾三(律師組織「世界正義工程」排名)。眼前的中國,是人類歷史一道獨特的風景線。

借用內地傳媒人熊培雲的「機艙寓言」,故事始於一次戰亂期間的飛行,所有人各自提著自己的行李物品,登上一架借來的救援飛機逃難,代表著國家從往日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。這過程中,人們擠在狹窄的機艙,沒有怨言,他們團結一致,願意犧牲小我,換取未來的光明。

正常情況,當飛機脫離危險地帶,飛了好一會,就要找地方著陸,人們走下飛機,領取本來屬於自己的行李,按熊培雲所言,這是從「國家解放」到「社會解放」的過程,人們各自追尋內心的自由與幸福,開拓思想上的創造,是為「國民崛起」。

然而,飛機飛了好久,遲遲不肯著陸,機員解釋,外面的世界很危險;其實飛機早已著陸,但它佯裝飛行,製造假象,要機上乘客繼續在封閉單一的環境下屈從噤聲。

時日如飛,機艙也變得美崙美奐。最近坐過國航班機,機艙裡,最不缺的是娛樂,就是沒有新聞節目。密封的空間裡,你能夠讀的報紙叫《環球時報》、《人民日報》、《文匯報》;餐飲供應國產紅酒,實屬世間奇味。機艙環境最易控制,一亮燈,不可以上廁,不可以站起來,你請就乖乖坐穩,看電影、睡懶覺、吃大餐。機艙裡,偶然還有可人空姐,擠起笑容,向你噓寒問暖。

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於《墓碑》中總結,六十年代大饑荒為何無人能阻止,正是共產主義理想以「大我」消滅「小我」,以強權剝奪個性,成為具說服力的管治工具,「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,變成了瘋子、騙子,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」,造成和平時期最大的人禍。

今天「主義」消失,但管治機器更壯大,民間社會凋零。宗教組織、工會與行業團體,一概只能歸於當權者之下,維權組織被打壓,志願組織也未能興旺,社會扭帶撕裂,人民離散,不能自我組織,缺乏防禦力與抵抗力;在權錢的滋養又缺乏制衡下,共和國的惡棍已化成一群毒瘤,擴散全身。這樣的體制,終有一天機毀人亡,但歷史告訴我們,每次朝代的更替,皆生靈塗炭。內地學者梁曉燕說,希望體制的改變,像冰淇淋,不知不覺間慢慢融化,避免再一次慘劇;但是融化以後,還剩下什麼能支撐這個國家,我們不能一無所有,希望就在於自發的民間組織、公民社會。

許志永說的「讓一部分人先站起來」,這是說「讓這古老的民族站立成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」,他呼喊著「讓我們挺直脊樑,讓我們站直了,高貴地活著!」只是當前時勢,站著也不容易,內地律師孫渝在博客裡慨嘆自己的「苟且」:「人的苟且,很近乎一種生存態度,雖失之消極,卻有別於墜落。與仗義直言比,苟且是卑微的;與搖尾獻媚比,苟且是自愛的。倘與助紂為虐比,苟且簡直堪稱高尚了。」與獻媚唱贊歌者比較,保持沉默已經是高尚情操了。

今期《時代雜誌》有作家余華撰文,談到中國的交通燈。有外國朋友對余華說,文化大革命時代,中國有些地方的交通燈是顛倒的,紅色代表偉大革命的顏色,所以當時紅色燈號代表前進,現在又如何?余華說,今日中國,紅燈綠燈一起亮,你不能前行,也不能停步。

借用藝術家Ger Choi (蔡芷荺) 令人感動、心痛的作品



回到香港,據報部分居民很不滿意設在中聯辦旁的李旺陽靈堂;我倒希望,李旺陽的形象,能貼在每家樓下,長存每人心中。李旺陽長期在監獄裡被關在「棺材倉」,被逼屈身站不起來,他提醒我們,今天享有的自由,並非必然,能站得直的時候就要站直。一個能夠讓人站起來的香港,多少人卻甘願跪在地上,神像與火箭之所以偉大,只因大家跪著仰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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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記:最新發展,湖南省公安廳公開聲明會主動調查事件,無非為了胡錦濤七一訪港降溫拆彈。如果有心查明真相,停止逼害,首先停止旺陽妹妹旺玲及其親友「被失蹤」,停止網絡言論查禁。一方面說認真查案,一方面繼續逼害、掩人耳目,天理不容,如果有天理的話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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